译文
我所思的仙人,在碧海之东。
那里海寒多天风,掀起的巨浪可以冲倒蓬莱和方壶。
巨大的鲸鱼喷涌出清泉,像白茫茫的泪珠。由于长鲸的阻隔,这个地方根本无人可以到达。
只有西王母的青鸟可以东飞渡海而去,我想托青鸟寄一封书信,捎给碧海之东的仙女麻姑。
注释
有所思:乐府旧题。《乐府诗集》卷十七列于《鼓吹曲辞·汉铙歌》。《乐府古题要解》:“《有所思》其词大略言:‘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闻君有他心,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已往,勿复相思。’”
仙:一作“佳”。
碧海:《海内十洲记》:“扶桑在东海之东岸。岸直,陆行登岸一万里,东复有碧海。海广狭浩汗,与东海等。水既不咸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东隅:东角;东方。
山:一作“天”。蓬壶:即蓬莱,古代传说中的海中仙山。
长鲸:巨大的鲸鱼。晋左思《吴都赋》:“长鲸吞航,修鲵吐浪。”此处是比喻用法。
抚心:抚摸胸口,表示感叹。
青鸟:神话传说为西王母使者。
麻姑:传说中的女神仙。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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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腔忠贞而不被体察,满怀抱负而无从得施,这是封建社会中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对于具体的作家而言,当着社会生活的内容有不敢直说、不便明言者时,这种反映往往是曲折、隐晦的。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因此在《离骚》中“上下而求素”,出入于风伯日驭之间,去寻找自己的理想。正是从他开始,中国文学中出现了以游仙的形式来表现政治内容、抒发生活感慨的传统。这一传统,在魏晋时期得到了全面继承,而到了李白手中,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此篇在李白的游仙诗中,不算最出色的,但仍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运用这种形式所取得的成就。
一起两句,开门见山,点出所思对象及其所在地点。据《十洲记》云;“东海之东登岸一万里,东复有碧海,广狭浩汗,与东海等。水既不咸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碧海在东海之东一万里,而仙人又在碧海之东隅,可见其远。碧海之水“甘香味美”,迥别于人间,可见仙人居处的奇异、优美。诗人于仙人不能不萦之于心,而于路途的遥远、凶险亦不能不念念于怀,因而逗出下面数句。
接着诗人列举了四事,说明欲至仙人居处的“碧海之东隅”的凶险程度。首先是气温低寒,其次是海风凶狂。风狂则浪大:“白波连山倒蓬壶”(木华《海赋》:“波如连山。”),更别提还有凶猛的怪物作祟了:“长鲸喷涌不可涉”。由于这层层险阻,诗人痛感无望的悲哀,于是只好“抚心茫茫泪如珠”了。
去既不能,罢亦不忍,“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终竟是意难平。那么,这一份惓惓之情便只有托那神奇的青鸟代为传递了。青鸟是西王母的信使,见《汉武故事》。麻姑是传说中的一位美丽的仙女,见《神仙传》。这里,诗人请青鸟代为向麻姑(即篇首的“仙人”)表示歉意:他不是不想去,实在是去不成。
从李白的生平经历来看这首诗,它的寓意相当明显。可以说,它反映了李白追求美好的理想,虽遭权奸们的诋毁,而始终惓惓情切的真实处境,浓缩了这位伟大诗人一生的遭遇,是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游仙诗看待的。
《有所思》是一个古题,出自汉乐府。用此题者,一般但言男女离思。而李白将其引入游仙,将所思对象改为仙人,并赋予整首诗以深刻的寓意,不能不说是用古题写出了新意,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诗人的创造力。
参考资料:
李白(701年-762年)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为醉时写就,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明堂赋》《早发白帝城》等多首。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人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若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入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七月三日,将仕郎、守国子四门博士韩愈,谨奉书尚书阁下。
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须也。
然而千百载乃一相遇焉。岂上之人无可援、下之人无可推欤?何其相须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穷,盛位无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为皆过也。未尝干之,不可谓上无其人;未尝求之,不可谓下无其人。愈之诵此言久矣,未尝敢以闻于人。
侧闻阁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独行,道方而事实,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岂愈所谓其人哉?抑未闻后进之士,有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下者,岂求之而未得邪?将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邪?何其宜闻而久不闻也?愈虽不才,其自处不敢后于恒人,阁下将求之而未得欤?古人有言:“请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虽遇其人,未暇礼焉。”则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龊龊者,既不足以语之;磊落奇伟之人,又不能听焉。则信乎命之穷也!
谨献旧所为文一十八首,如赐览观,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惧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