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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太公钓渭图》就是一首很好的写心言志之作,作为诗人本身,也常常是有意识地借题画以表明自己的心志,托物寄兴。巧妙地将主观心志寄寓于客观的描述之中,实为不可多得的题画佳作。
此诗是作者在鉴赏《太公钓渭图》时,触画生情而作。即通过反思姜太公在璜溪独钓以及姜太公与周文王的君臣际遇,抒发了自己怀命世之才而不遇的忧思,同时,作者又以姜太公自喻,把自己的“草野自屏”生活看做是姜太公等待明君周文王出现一样。
姜太公,即吕望,字子牙,东海上(今安徽临泉县姜寨镇)人,曾在商朝却怀才不遇,年过六十时,已是满头白发,却仍在寻找施展才能与抱负的机会。最终,在璜溪垂钓时巧遇明君周文王,辅佐周室修德振武,结果在武王剿灭残暴的商纣王朝中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抱负。而刘基在元至正二十年投奔朱元璋前,也拥有“负命世之才”的远大志向,却落个“草野自屏”的实况,这与姜太公的“璜溪垂钓”颇为相似。
第一句“璇室群酣夜”,看似在写纣王和妲己在鹿台好酒淫乐的“酒池肉林”场面,而实质却是淋漓尽致地鞭策元顺帝与亲信大臣等在宫中的“相与亵狎”、“丑声秽行”丑行。商纣王,即帝纣,好酒淫乐、性情残忍,沉迷于妲己的美色,夜夜欢娱,荒理朝政。“酒池肉林”便是商纣王“经典”的淫乐欢娱,即在摘星楼前设宴,令男女裸体追逐戏谑,同时在鹿台下挖两个坑穴,一个引酒为池,一个悬肉为林,令各嫔妃裸戏于酒池肉林,互相扑打。元顺帝,元朝末代皇帝,是一位惟淫是乐的皇帝。据《元史·列传·第九十二》载:元顺帝“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兀该’,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显然,在已经“草野自屏”的作者眼里,商纣王的鹿台“酒池肉林”与元庭顺帝的“相与亵狎”是无异的。同时,作者也因此巧妙地引出姜太公的“璜溪独钓”。
第二句“璜溪独钓时”,是写姜太公自入商朝择主不遇后,在璜溪垂钓的寒微生活。其实,姜太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真实目的却是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等待让自己实现远大抱负的明君出现。而作者在写此诗时,也正是满怀“命世”之志入元王朝为官,结果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打击。于是弃官归里,过上“草野自屏”的生活,意在与元王朝“决裂”。基于此,作者自然会由画联想到自己目前的处境与姜太公的垂钓是如出一辙,于是用了两句来描写姜太公垂钓生活的心境。
“浮云看富贵”,意思是把金钱、地位等看得很淡薄;“流水澹须眉”,意思是做人要拥有像君子淡如水一样的情怀。这正是姜太公在璜溪垂钓时心境真实的描述。其时,作者的真实意图是向世人表白:自己过“草野自屏”生活的心态就是姜太公在璜溪垂钓的那种淡如水的心境。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怀“济世”之才的人,同时兼有淡如水的君子情怀,往往都是一位建大功立大业之人。不容置疑,姜太公的情怀已经是作者认同的情怀,于是更进一步道出姜太公实现抱负的转折点——“非熊兆”。
“偶应非熊兆,尊为帝者师”便是家喻户晓的一个君臣际遇典故——“姜太公遇周文王”。这则故事,在《六韬·文师》中有记载,大致为:周文王将要前往渭水打猎,临行前卜了一卦,卜辞说:“田于渭阳,将大得焉,非龙非彲,非虎非罴,兆得公侯。天遣汝师以之佐昌”。后来在渭水边,果然看见太公在垂钓,于是前往与太公搭话,太公以博学的言辞使文王大悦。于是邀请太公坐同一辆车回西岐,并拜太公为老师。姜太公与周文王的君臣际遇,是作者日思夜想的,怎能不引起作者怀才不遇的踌躇思绪呢?于是写下了千古绝叹——“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
“轩裳如固有,千载起人思”,意思是姜太公的建功立业如果是天命所指定,引起了数千年后的我(作者)深深的思考。到这里,作者的意图已经是很明了,意思是:假如也和姜太公一样遇上一位明君,立下旷世之功,在数千年后,也将会引起人们的深深思考。读诗至此,看作者,根本没有因为挫折而放弃自己要实现的、抱“济世”的远大志向,而是正在用适合中国历史的、淡如水的一种君子情怀,去洞悉所谓中国人的“轩裳固有”。
在元明际会之间,刘基的诗文可谓是以意蕴深沉而独树一帜,如果说刘基凄恻激愤、慷慨激越的经典作品主要集中在乐府的话,那么,类似五言律诗《题〈太公钓渭图〉》这样的写诗明志作品,便是刘基彻底醒悟,抛弃对元王朝的任何幻想,走上与姜太公一样动心忍性、观察风云生活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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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基(1311年7月1日-1375年5月16日)字伯温,谥曰文成,元末明初杰出的军事谋略家、政治家、文学家和思想家,明朝开国元勋,汉族,浙江文成南田(原属青田)人,故时人称他刘青田,明洪武三年(1370)封诚意伯,人们又称他刘诚意。武宗正德九年追赠太师,谥号文成,后人又称他刘文成、文成公。他以神机妙算、运筹帷幄著称于世。刘伯温是中国古代的一位传奇人物,至今在中国大陆、港澳台乃至东南亚、日韩等地仍有广泛深厚的民间影响力。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刘备之雄才也,而好结髦。嵇康之达也,而好锻炼。阮孚之放也,而好蜡屐。此岂有声色臭味也哉,而乐之终身不厌。
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皆以儿戏害其国凶此身。此留意之祸也。
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岂不颠倒错缪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复好。见可喜者虽时复蓄之,然为人取去,亦不复惜也。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念也。于是乎二物者常为吾乐而不能为吾病。
驸马都尉王君晋卿虽在戚里,而其被服礼义,学问诗书,常与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远声色,而从事于书画,作宝绘堂于私第之东,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为记。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
熙宁十年七月二十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