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皇帝胜利归来,大旗欢舞招展。
红旗如云片连片,旗端羽饰随风卷。
宝剑破匣腾空起,恰如蛟龙舞蹁跹。
黄帝凯旋蚩尤死,战鼓咚咚声震天。
高天雷声欢庆,祥云笼盖大地。
地上无烽烟,海内千里庆胜利。
注释
①上之回:系乐府旧题,汉乐府《铙歌》曲之一。此指天子返回京师。
②大旗喜:用拟人化的手法,写皇帝的胜利使军旗也欢欣飘扬。
③红云:指红色的大旗连成一片,状如云霞。
④挞(tà)凤尾:指风吹旌旗,翩翩拂击旗端羽毛。凤尾:旗上的羽饰。
⑤剑匣破:据《拾遗记》载,传说上古帝王颛项有把宝剑,常在匣中发出虎啸龙吟般的鸣声。如有敌兵来犯,剑会自动破匣腾空,飞去杀敌。
⑥舞蛟龙:比喻宝剑飞舞的情景。
⑦蚩(chī)尤:传说中古代南方少数民族首领,曾发动叛乱,后被黄帝擒杀。
⑧逢(péng)逢:鼓声。
⑨庆雷:欢声雷动。一作“庆云”。庆云即五色云彩,古人以为祥瑞之气。堕地:意思是笼罩大地。
⑩惊烟:报警的烽火。海:海内,指全国。这句谓中国大地战争平息,四海之内处处安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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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贺很少写欢庆的诗。他所处的社会本来就很少值得喜庆的事,满目疮痍,叫人喜不起来;另外诗人遭际坎坷,他也很少有欢乐的时候;再加上诗人性格内向,比较悲观。这种种原因,都使得李贺的作品中很少歌颂欢乐、抒发愉快情感的诗歌。这首《上之回》却是一首欢庆胜利的颂歌。
这首诗一连用了八句三字句,音韵急促,一气流贯,表达极度欣悦的心情。
“上之回,大旗喜。悬红云,挞凤尾”前四句通过写景突出喜庆的景象。用“喜”字来形容红旗飘扬,使红旗染上了情感的色彩。到处是红旗、好似是悬在天上的红云,红旗上的凤尾相互拍打着。这真像是一片旗的海洋。诗一开始就把读者带进了一个被红旗包围着的喜庆的境地里。
“剑匣破”四句,追述胜利的经过。诗人在这四句中用了两个典故,只用了十二个字写出了这次战斗的历程,语言十分精炼。宝剑冲破剑匣,如蛟龙腾飞起舞,杀向敌人,用以形容朝廷军队的威武神速,写出了军队的不可抵挡的气势。读着这两句,好像看到朝廷的军队所向披靡,摧枯拉朽地打击着敌人。敌人被歼,叛乱平定,到处是一片庆祝胜利的鼓声。用“蚩龙”这一典故十分确切地表达了诗人的感情以及喜悦的心境。
这八句短促的三字句,既把场面、战斗经过写出,更把诗人那种抑制不住的感情生动地表达了出来。它们真像一泻千里的激流,奔腾着、翻滚着,掠过读者的心田,激起读者的强烈共鸣。
最后两句“天高庆雷齐堕地,地无惊烟海千里”是七言句,抒发着诗人美好的理想。他想象着平定叛乱藩镇之后和平安定的美好景象。欢呼声像天上的雷声降落地上那样,到处是欢声雷动;在辽阔的国土上,再不会有使人惊心动魄的烽烟。四海之内,平静无波。中唐时期经过了连绵八年的安史之乱,社会已经陷入极度混乱;各地方藩镇又发动割据战争,战火不息,人民的生活在征战中更加痛苦。渴望和平、安定,是当时人民的普遍愿望。
这首诗是诗人在胜利的喜悦中一气呵成的,似乎是感情的喷发,未经雕饰,但是,诗人却是经过精心构织的。他在整首诗中,突出了红色。那鲜红的旗帜,如火红的海洋,如满天的红云,这就突出了喜庆的色彩;此外,诗中还突出了逢逢的鼓声,和鲜红的色彩相映衬,有声有色地把喜庆的热烈场面刻画了出来。这正是诗人在艺术安排上虽用力构思,但已达到似乎漫不经意的成熟境地。
参考资料:
李贺(约公元790年-约817年),字长吉,汉族,唐代河南福昌(今河南洛阳宜阳县)人,家居福昌昌谷,后世称李昌谷,是唐宗室郑王李亮后裔。“长吉体”诗歌的开创者,有“诗鬼”之称,是与“诗圣”杜甫、“诗仙”李白、“诗佛”王维相齐名的唐代著名诗人。著有《昌谷集》。李贺是中唐的浪漫主义诗人,与李白、李商隐称为唐代三李。有“太白仙才,长吉鬼才”之说。李贺是继屈原、李白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位颇享盛誉的浪漫主义诗人。李贺长期的抑郁感伤,焦思苦吟的生活方式,元和八年(813年)因病辞去奉礼郎回昌谷,27岁英年早逝。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