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烟霭浓,暮色苍,几枝疏梅分外亮。清瘦的枝条探过屋檐,把吹笛的美人轻轻依傍。
石苔上花影婆娑,月华如水映照着林塘。想化作梦蝶向花飞去,又怕难觅她的幽香!
注释
好事近:词牌名,又名《钓船笛》、《翠园枝》等。双调四十五字,仄韵格。
的皪(de lì):光亮、鲜明貌。
暮烟:傍晚的烟雾。
玉奴:美女。
月华:月色。
苔石:长着青苔的石头。
飞蝶:用梁祝典故,二人两爱而无法长相守,最后化成彩蝶翩翩飞舞。
参考资料:
陈亮的这首词初看是咏梅,但并不单纯是为了咏梅,而是有所寄托,作者想借梅的高风亮节来比喻自己的卓尔不然。
词的上片,作者用凝炼的画笔,似乎毫不经意地就点染出屋角檐下那两三枝每天都见到但并未留心过的梅的绰约风姿。“的皪两三枝,点破暮烟苍碧”,“的皪”,用这两字点出梅花的秀洁,但也只有两三枝,故并不显得繁艳。而在“苍碧”的暮烟衬托下,却还是十分醒目,所以特用“点破”二字,以示不凡。作者笔下没有给读者一个鲜花锦簇的热烈画面,而只以“两三枝”相点缀,似乎显得冷清。这是因为梅开于冬春之际,这使它与姹紫嫣红的春花不同,它的开放,要经受一番与严寒的搏斗。梅以虬劲的枝干和甚至显得稀疏的花朵,在万卉凋零的严寒中向世界显示了它独出的英姿,这孤傲给人以特殊的美感。人们折梅或画梅,往往只取一两枝,正不以繁华似锦为美。因此,词中“的皪两三枝”确是恰到好处的。而且,正因其少,才给人以“点破”“暮烟苍碧”的感觉。接下来,词人用带有主观情意的“好在屋檐斜入,傍玉奴吹笛”,使这梅介入人事,并赋予它以情感。
词的下片更以抒情为主。换头两句不仅有承转作用,而且极力渲染夜色,造成一种优美静谧的境界,为写朦胧梦境创造条件。然后,作者别出心裁地以梦中化蝶、追踪香迹抒发自己对梅的喜爱和追求之情,乃更出新意。再续以“恐幽香难觅”一句为结,却言梦中虽可化蝶穿花,却因无法再寻觅到梅的幽香而若有所失,写出爱梅人对梅可见而不可及的微妙心理。如此虚虚实实、或梦或醒,既真切而又光怪陆离,把这梅的品格和词人的心境交织在一起来写,表达得曲折尽意,饶有余味。
借物咏怀的手法,是中国魏晋之际的阮籍首创,他用此法创作了80多首诗词,此后,很多身居战乱中怀才不遇的诗人常采用这种手法来借物寄心,写怀述志。“咏梅”更是历代诗词作家耳熟能详的题材。所以,关于梅,无论从什么角度来描写,总难免除落入俗套之运。像众所周知的梅的高洁品格,这当然是必须突出的重点,但若纯粹地只从这点着眼,就势必会步前人后尘。如何从这里独辟蹊径,写出新意,那就得看作者的功力了。陈亮的这首诗词,从表面上看,显得平淡无奇,没有惊人之语,运用历史典故亦不多。但仔细品读,便会发现它仍是以新的手段写出新的志趣,并未落入前人窠臼,而实在是独具一格,精妙独到。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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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1143—1194)原名汝能,后改名陈亮,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婺州以解头荐,因上《中兴五论》,奏入不报。孝宗淳熙五年,诣阙上书论国事。后曾两次被诬入狱。绍熙四年光宗策进士第一,状元。授签书建康府判官公事,未行而卒,谥号文毅。所作政论气势纵横,词作豪放,有《龙川文集》《龙川词》,宋史有传。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花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桃花 一作:桃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