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我离开洛城之后便四处漂泊,远离它已有四千里之遥,安史之乱叛军长驱直入中原也已经有五六年了。
草木由青变衰,我来到剑阁之外,为兵戈阻断,在江边渐渐老去。
我思念家乡,忆念胞弟,清冷的月夜,思不能寐,忽步忽立。
冷落的白昼,卧看行云,倦极而眠。令人高兴的是听说司徒已攻克河阳,正乘胜追击敌人,急于要拿下幽燕。
注释
这是杜甫上元元年(760)在成都写的一首七言律诗。
洛城:洛阳
指安史之乱的叛军。
剑外:剑阁以南,这里指蜀地。
司徒:指李光弼,他当时任检校司徒。上元元年三月,检校司徒李光弼破安太清于怀州城下。四月,又破史思明于河阳西渚。当时李光弼又急欲直捣叛军老巢幽燕,以打破相持局面。
参考资料:
鉴赏此诗,一要注意炼字的表达效果,二要注意表意的含蓄蕴藉,寓情于形象的描绘和叙述之中。首联中的的“一别”“长驱”颔联中的“衰”“老”等词,一方面表现了叛军的嚣张气焰,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在安史之乱中的无奈、悲凉、飘零憔悴的遭遇。颈联通过“宵立昼眠,忧而反常”的生活细节描写,曲折地表达了思家忆弟的深情。此二句中的“思家”“忆弟”为互文,委婉曲折地表现了怀念亲人的无限情思,突出了题意的“恨别”沈德潜评论此联说:“若说如何思,如何忆,情事易尽。”
首联领起“恨别”,点明思家、忧国的题旨。“四千里”,恨离家之远。“五六年”,伤战乱之久。个人的困苦经历,国家的艰难遭遇,都在这些数量词中体现出来。
颔联两句描述诗人流落蜀中的情况。“草木变衰”,语出宋玉《九辩》中的“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里是指草木的盛衰变易,承上句的“五六年”,暗示入蜀已有多年,同时也与下一句的“老”相呼应,暗比诗人自己的飘零憔悴。诗人到成都,多亏亲友帮助,过着比较安定的草堂生活,但思乡恋亲之情是念念不忘的。由于“兵戈阻绝”,他不能重返故土,只好老于锦江之边了。“老江边”的“老”字,悲凉沉郁,寻味不尽。
颈联通过“宵立昼眠,忧而反常”(《杜少陵集详注》)的生活细节描写,曲折地表达了思家忆弟的深情。杜甫有四弟,名为杜颖、杜观、杜丰、杜占,其中杜颖、杜观、杜丰散在各地,只有杜占随杜甫入蜀。此二句中的“思家”、“忆弟”为互文。月夜,思不能寐,忽步忽立。白昼,卧看行云,倦极而眠。杜甫这种坐卧不宁的举动,正委婉曲折地表现了怀念亲人的无限情思,突出了题意的“恨别”。它不是抽象言情,而是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说话,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形象中所蕴含的忧伤之情。手法含蓄巧妙,诗味隽永,富有情致。
尾联回应次句,抒写杜甫听到唐军连战皆捷的喜讯,盼望尽快破幽燕、平叛乱的急切心情。760年(上元元年)三月,检校司徒李光弼破安太清于怀州城下;四月,又破史思明于河阳西渚。这就是诗中“乘胜”的史实。当时李光弼又急欲直捣叛军老巢幽燕,以打破相持局面。杜甫盼望国家复兴,他自己亦可还乡,天下可喜可乐之事,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这首诗以充满希望之句作结,感情由悲凉转为欢快,显示了杜甫胸怀的开阔。
这首七律用简朴优美的语言叙事抒情,言近旨远,辞浅情深。杜甫把个人的遭际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写,每一句都蕴蓄着丰富的内涵,饱和着浓郁的诗情,值得读者反复吟味。
参考资料:
本节内容由匿名网友上传,原作者已无法考证。本站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汉族,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被世人尊为“诗圣”,其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跟另外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开来,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约1400余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备受推崇,影响深远。759-766年间曾居成都,后世有杜甫草堂纪念。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